军事力量的存在不再是以各州为基础，受各州的牵制，而是统一联邦的事务。

如果一个概念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其表达的事物都具有同质性，人们对它的认同也具有同质性，这时我们便可以认为这一概念是统一的。[1]93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状况，行政行为是行政法中最重要、最复杂、最富实践意义最有中国特色，又是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

对于事物的本质认识不全面，分类就不可能完善。行政行为理论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行政行为种类繁多，只有借助分类，才能认识行政行为的特点，掌握行政活动的内容。在各类行政行为中的典型成员往往共有一些为其他行政行为的典型成员所无的分布特征，从而可以凭借典型成员所独具的分布特征来给行政行为下一种比较严格的定义。分类标准又称类性，是分类据以进行的对象的属性，准确地说是类项所反映的对象所共有的属性。针对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选择管辖，既可以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而针对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不适用选择管辖，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五、面向司法的行政行为分类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行政行为的分类，行政法的初学者都会提出一个问题：研究行政行为的分类的意义何在？事实上，学者们同样关心这一问题。分类标准应当有利于对行政活动进行研究、提炼、总结的系统化。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153条所有权受宪法的保障就沿用了固有的民法所有权的概念，其保护范围最初也仅限于民法物权篇的所有物。

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将并给予补偿前的逗号删去。正是为了再度获得平衡，征收必然要求相应的均衡补偿，与此相对，对于财产权的一般性的内容限定并不要求补偿。但是，如果将所得税纳入财产权的教义学，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34)BverfGE58, 300(331-332); Vgl. Hans D. Jarass, Inhalt-und Schrankenbestimmung oder Enteignung? Grundfragen der Struktur der Eigentumsgarantie, NJW 2000,2841,(2841). (35)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第673～674页。

(38)征税从来都不存在补偿问题，从其无补偿的角度反推而认定其违宪，有违通常的思考方向。对于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所进行的比例原则的审查，一般包括以下内容：(41)(1)该限制性法律是为了追求正当的目的(legitimerZweck)。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乃是基于社会关联性而对财产的使用、收益等的限制，被认为是财产出于公共福利的原因而应该承担的负担。宪法上的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与税法上的量能课税、半数原则等有学理上沟通的必要。⑨同时，个人的发展也完全依赖于其所有权，没有足够的财产就无法获得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补偿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的利益。

这说明第13条的修改是充分考察了财产权的规范内容的变迁的。(24) (二)两种类型的区分标准 按照古典概念，征收是国家对私人所有物的本体的取得，并支付对价作为补偿。在对魏玛宪法第153条的解释中，宪法上所有权的标的被扩充到任何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⑦对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首先要从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开始。

参见刘连泰：《宪法上征收规范的效力是否及于征税：一个比较法的观察》，《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第121页。(11)这种条件下，财产权教义学不能昧于社会现实的变化，不能继续固守仅仅保障物的存续状态，而是应当将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张到对金钱所有权等的保障。

而按照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征收必须附带补偿，从而无补偿的征收，也就是征税中超收的部分就是违宪的。但这种观点一方面逻辑过于复杂，同时，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与通常所谓的补偿差别甚大。

这种观点从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其论证在技术上的困难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如果立法者的目的是为财产权设定社会义务，则即使其实质上已经违背了平等原则而造成了特别牺牲，或者对财产权的损害已然非常严重而超出了可以期待人们忍受的程度，都不必然导致该限制转化为征收。从比例原则出发，对于个人所得税进行合宪性审查，首先要分析的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否出于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个人所得税的宪法依据。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草案)讨论中，对一个逗号是否应删除的讨论。(2)限制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Geeignetheit)。但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从物向财产利益、从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扩张后，所得税开始被纳入财产权的问题视野。

(29)如果法律只是一般性地规定个人的某种财产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承担义务，则这种概括性规定，是一律地、普遍地针对所有相关财产的，并没有特定的被侵害人，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补偿。(40)在税法领域，如果采这种观点，那就意味着根本不可能从财产权保障的角度对征税进行审查，这在一个宪法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个人所得，乃以国家所确立之商业法律制度为基础，此包括社会大众所创造之市场条件、生产规格、技术与商业关系。特别牺牲理论(Sonderopferstheorie)认为，所谓征收是对特定人在个案中的财产利益的个别侵犯。

但同时，这种平等又不是齐头式的平均主义，并非要公民承担完全同等的负担，而是依其在经济活动中支付能力的差距而有所差别。(11)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S. Rn. 433. (12)Martin Wolff, Reichsverfassung und Eigentum, in Festgabe für wilhelm Kahl, 1923, ss. 5/20. (13)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宪法第13条的修改也体现了这种转变。

凡此种种前提，乃对应于个人所得之社会义务。如果财产权只保护财产的本体，则对孳息的取得，因为并不影响物上所有权的存续状态，从而就不会被看作对财产权限制。②例如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5页。该条的第1款和第3款是对征收的规范，按照其规范内容，德国学者概括出一个术语唇齿条款来说明征收和补偿规范的关系。

德国的联邦普通法院特别强调了征收乃是对平等原则(Gleichheitssatz)的违反。(27)(征收)是以剥夺或者负担的形式对财产的侵害，其以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方式影响有关的个人或者人群，强制其为公众承担特别的、与其他人相比不公平的、而且通常是不可预期的牺牲(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如前所述的观点，所得税是针对个人对其财产所有权的营利的负担，国家通过征税取得的是财产权的孳息，而非财产权本身，取得的是金钱，而非某物的所有权。讨论个人所得税与财产权的关系，首先要看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是否及于国家要求个人缴纳的税款。

参见刘连泰：《宪法上征收规范效力的前移》，《法学家》2012年第5期。量能课税原则是指，国家课税应斟酌考虑公民的个别的和特殊的情况，依据个人经济上的支付能力而课以负担。

这样，在德国法上就对征收的概念进行了扩充以进行必要的补偿。(3)限制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Notwendigkeit。其论证遵循了这样的逻辑，钱是印刷出来的自由，因为其可被自由交换成为对象物，(16)既然具体的物是财产权的保护对象，那么能够通过支付而转化为物的金钱，也就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之内。尽管为什么同时意味着一半，学理上难有有力的证明，但联邦宪法法院的理论实际上又回到了财产权的本旨，这也符合本质内容保障的意涵。

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德美适用征收规范处理征税的判决，基本都是不成熟的零星个案。

(22) 征收(Enteignung)的本义是没收、剥夺。(48)夫妻共同课税案的基本情况是，按照德国1952年的所得税法，夫妻将合并申报所得税。

如果对补偿范围发生争议，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三、对个人所得税的合宪性审查 任何对于基本权利的公权力限制，都应该接受合宪性审查，然而，如果将个人所得税视作一种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却会遇到问题。